盗窃罪、抢劫罪：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发回重审后判决抢劫罪无罪，以盗窃罪判处三年，无罪辩护获得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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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某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盗窃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十二年。其亲属委托王增强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。通过会见高某并对案卷材料予以分析论证后，王律师依法提出“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的无罪辩护意见。二审法院在充分考虑辩护意见的基础上，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将该案发回重审。重审期间，王律师再次提出无罪辩护意见，最终二审法院判决认定高某抢劫罪罪名不成立，但构成盗窃罪，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。

一、辩护律师

   王增强，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主任

   联系电话：18622761981；微信号：18622761981

  辩护律师简介：王增强主任系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创始人；天津市南开区十四届政协委员；天津市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；天津电视台法眼大法庭点评嘉宾；天津商业大学研究生实践导师；入刊《中华儿女》、《聚焦中国梦》、《今日中国》之访谈；入刊法律出版社《天平上博弈-42位知名律师实录》；入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《中国律师年鉴》名律访谈；入选法律出版社《中国优秀律师辩护实录》之当代刑辩大律师；青海省民和县满香助学金创立人；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，曾考入检察机关，后到高校任教，现为专职律师，先后代理天津港爆炸案、蓟县大火案、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、湖南卫视、泥人张与喜洋洋纠纷、多位厅局级官员贪污受贿案等上百起重大、有影响力案件。

二、争议焦点

   案件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实、充分？

辩护人认为：

首先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盗窃罪，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其一，证人赵某某、梅某、言某的证言不能证实何人实施盗窃；其二，同案犯任某供述是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盗窃的唯一证据，但其供述具有极强的随意性，缺乏客观真实性；其三，同案犯任某的辨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，不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；其四，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高某未参与此次盗窃犯罪。  

   其次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抢劫罪，所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。其一，被害人单位某支队财务朱某等人的证言不能证明高某参与此次犯罪；其二，同案犯任某、彭某的供述相互矛盾，不能认定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抢劫犯罪；其三；任某的辨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；其四，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高某未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  

最后，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其他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参与犯罪。除前述证据外，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证据还有以下四组：1.第八组证据：物证照片；2.第九组证据：书证材料；3.第十组证据：现场勘察笔录及现场图；4.第十一组证据：鉴定结论。上述四组证据仅能佐证有犯罪发生，并不能直接或间接证实上诉人是否参与此次犯罪案件。

因而，围绕盗窃罪、抢劫罪的事实和证据，就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。

三、一审判决书指控的犯罪事实

   某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盗窃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高某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四、根据指控可能面临的刑罚

   1996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89条的规定，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、抗诉案件，经过审理后，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：（一）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、量刑适当的，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，维持原判；（二）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，但适用法律有错误，或者量刑不当的，应当改判；（三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，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；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。依据上述规定，如果案件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，二审应当维持原判，即高某面临有期徒刑十二年。

五、本站点评

我所王增强主任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，从而成为被告人高某的辩护人。王增强主任凭借其在刑法方面的专业造诣和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，为被告人出具了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方案，并对辩护方案的可行性开展了多次论证。在办案过程中，王主任与办案单位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沟通与交流，并时刻与被告人及其家属保持着动态联系。在整个法律服务过程中，王主任凭借其优质的法律服务展现了其超强的业务能力、极强的职业责任感与人性化的服务意识，获得了委托人的高度赞誉。

王增强主任针对本案依法提出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的辩护意见：本案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盗窃罪事实、抢劫罪事实不清，证据不确实、不充分，应当依法改判。在辩护律师王增强主任的精准辩护下，二审法院在充分考虑辩护意见的基础上，撤销了一审判决并将该案发回重审。重审期间，王律师再次提出无罪辩护意见，最终二审法院判决认定高某抢劫罪罪名不成立，但构成盗窃罪，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。

六、主要辩护意见

根据法律规定，得安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高某之亲属委托，指派本人担任其二审辩护人。通过查阅卷宗材料、会见上诉人，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且适用法律有误，应依法改判。现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，发表辩护意见如下：

（一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盗窃罪，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据原审判决，在上诉人高某始终未供述其参与盗窃案的情况下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犯盗窃罪的证据有三：其一，高尔夫俱乐部主管赵某某、出纳梅某、保安言某的证言；其二，同伙任某的证言；其三，同伙任某的辨认笔录。

那么该三组证据是否能够证实上诉人参与了此次盗窃案件呢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

1.证人赵某某、梅某、言某的证言不能证实何人实施盗窃。

此三人仅能证实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被盗财物，并不能证实何人实施盗窃，更不能指证是上诉人高某参与的盗窃。

  2.同案犯任某供述是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盗窃的唯一证据，但其供述具有极强的随意性，缺乏客观真实性。

   同案犯任某到案后，多次交待了其他同案犯在本案中的作用。如彭某（弄开财务室）、秦某（打开保险柜，并主持分赃）、名某、侯某等（参与分赃）。但令辩护人不解的是，既然上诉人高某参与了此次犯罪，而任某又认识上诉人，那么任某理应对高某在本案中的作用有所了解。然而，其仅仅很随意的提及同伙中有上诉人高某，而对高某在本案中的作用只字未提，使得辩护人不得不怀疑其供述的真实性。

3.同案犯任某的辨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，不应作为定案证据使用。

本案于2007年8月第二次开庭时，公诉机关提交了同案犯任某的辨认笔录。然而该辩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，不应作为证据使用。

   （1）任某在此前已多次表示不能辨认。

其一，侦查机关曾于2006年11月1日让任某进行辨认：“现有12张照片，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高某，你仔细辨认一下，看哪张照片是高某？”，任某明确表示：“我看不出来”。

其二，检察机关曾于2007年1月23日询问：“现在如果让你看一下高某的照片你还能认出来吗？”，任某再次明确表示：“看照片我认不出来高某了。”

在任某两次不能辨认的情况下，第三次（时隔六年）又为何能够辨认？检察机关缘何要让其做第三次辨认？辩护人认为不排除检察机关诱供的合理可能。

（2）该辨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。

其一，上诉人与任某并不熟悉，二人仅仅是老乡；

其二，辨认时间距案发时间已6年有余；

其三，仅凭一寸免冠照片辨认（照片与本人存在较大差异）出六年未见的老乡缺乏客观真实性。

   可见，任某的辩任笔录不仅与其此前的辨认笔录、供述相矛盾，亦缺乏客观真实性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。且即便辨认出上诉人，亦仅有其一人指认上诉人参与本案，仍属孤证。

4.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高某未参与此次盗窃犯罪。

  （1）依照同案犯彭某供述，上诉人高某并未参与此次盗窃。

根据卷宗材料，彭某分别于2002年6月8日、2002年6月18日、2002年7月6日三次供述了盗窃高尔夫俱乐部的同伙，但均未提到高某参与此次盗窃。且侦查机关于2006年10月25日、2007年1月22日两次讯问彭某时，其亦未指证高某参与此次盗窃。  

   彭某自称认识上诉人，那么如果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，其必然知晓，且没有任何理由替高某隐瞒（彭某曾供述高某参与抢劫天津市公路局第某支队）。而彭某却在五次供述中均未提到高某此人。可见，上诉人高某并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  （2）同案犯刘某、谢某、董某、董某等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诉人并未参与此次盗窃案。

综合分析四同案犯的所有供述，该四人作为此次盗窃案件的参与者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冀刑一终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），理应知晓上诉人是否参与本案，但其从未供述上诉人曾参与此次犯罪，足以印证上诉人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  （3）刘某的辨认笔录证实上诉人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在辨认笔录中刘某仅仅辨认出谁是高某，并未指认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犯罪。显然不能仅仅因为参与本案的刘某认识上诉人高某，就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。且刘某系本案实施者，如上诉人参与本案，其理应知晓。但其并未指认，可见上诉人并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53条，只有被告人供述，没有其他证据的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；没有被告人供述，证据确实、充分的，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。没有上诉人供述，证据充分确实时，方可判决上诉人有罪。本案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犯任某的供述，且其供述与同案犯彭某、董某、刘某等五人的供述相矛盾。可见，认定本案上诉人有罪的证据远未达到确实、充分的要求。依照孤证不能定罪的刑事证据规则，不能仅凭任某一人的供述对上诉人高某定罪量刑。

  （二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犯抢劫罪，所认定的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   据原审判决，在上诉人高某始终未供述其参与此次抢劫案的情况下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犯抢劫罪的证据有三：其一，证人证言：某支队财务出纳朱某、干部郑某、保安刘某，及某管理所职工马某、刘某；其二，同案犯任某、彭某的供述；其三，同伙任某的辨认笔录。

那么上述证据是否足以证明上诉人参与抢劫某支队呢？通过分析、研究全案证据材料，辩护人以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。

  1.被害人单位某支队财务朱某等人的证言不能证明高某参与此次犯罪。

证人朱某、郑某、刘某、马某、刘某等人仅能证实案发当晚有十多人劫走某支队的保险柜，但并不知晓是何人实施抢劫，更不能指证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抢劫。

2.同案犯任某、彭某的供述相互矛盾，不能认定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原审判决将同案犯任某、彭某的供述作为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抢劫犯罪的主要证据。然而此二人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，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  （1）同案犯任某的供述前后矛盾，依法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。

同案犯任某分别于2002年5月15日、2002年6月13日两次供述上诉人高某参与抢劫某支队，但侦查机关于2007年1月23日对其再次讯问时，任某断然否认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犯罪： “没有高某，他没有去。”可见，同案犯任某的供述前后矛盾，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。且根据同案犯任某的最后一次供述，上诉人并未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  （2）同案犯彭某的供述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、虚假性。

彭某曾供述高某参与抢劫某支队，然侦查机关于2006年10月25日、2007年1月22日再次向其取证时，其却称，“说不准高某是否参与了此次抢劫。”并说之所以供述高某是因为，“为了快下队，警察怎么问我，我就怎么说。”且明确表示，“具体哪个人是高某，我说不准。”可见，彭某根本不知道谁是高某，亦不知道高某是否参与犯罪。其之所以供述高某仅仅是“为了快下队，警察怎么问我，我就怎么说。”其对于上诉人是否参与抢劫犯罪的供述，显然缺乏客观真实性。

3.任某的辨认笔录缺乏客观真实性（同前）。

4.有证据证实上诉人高某未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  （1）同案犯刘某、谢某、董某、董某的供述证实上诉人并未参与本案。

A.同案犯刘某否认高某参与此次犯罪。

同案犯刘某自称认识上诉人高某，且直到现在还能认出高某的照片（2006年11月2日，刘某辨认出高某的照片）。而其所供述的同伙中并没有上诉人高某。可见，上诉人并未参与此次犯罪，否则同案犯刘某没有理由不供述上诉人高某。

B.同案犯谢某否认高某参与此次犯罪。

同案犯谢某自称认识高某，然而其所供述的同伙中亦没有上诉人高某。当侦查机关于2006年11月12日向其讯问高某是否参与此次犯罪时，其称：“我印象中高某没有去。”可见，同案犯谢某始终坚持上诉人高某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C.同案犯董某、董某亦未供述上诉人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同案犯董某、董某作为参与此次抢劫案件的犯罪分子，其显然知晓上诉人是否参与此次犯罪。然此二人亦未供述上诉人参与此次抢劫犯罪。

  （2）刘某的辨认笔录能证实上诉人未参与此次犯罪。

在辨认笔录中，刘某仅仅辨认出谁是高某，并未指认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。显然不能仅仅因为参与本案的刘某认识上诉人，就认定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。而刘某系本案实施者，其既然能够辨认出上诉人，如果上诉人参与此次犯罪，其显然能够指认，但其并未指认。且明示其并未参与此次犯罪，足见上诉人未参与本案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指控上诉人参与抢劫某支队的证据仅有同案犯任某、彭某的供述，然此二人的供述不仅前后矛盾，且与同案犯谢某、刘某等人的供述相矛盾。那么根据现有证据不能得出上诉人必然参与抢劫某支队的结论，其未参与此次犯罪的可能性不能被合理排除。故认定上诉人高某参与此次犯罪的证据尚未到达确实、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，不应采纳。

  （三）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其他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参与犯罪。

除前述证据外，原审法院审理认定的证据还有以下四组：

1.第八组证据：物证照片；

2.第九组证据：书证材料；

3.第十组证据：现场勘察笔录及现场图；

4.第十一组证据：鉴定结论。

上述四组证据仅能佐证有犯罪发生，并不能直接或间接证实上诉人是否参与此次犯罪案件，故辩护人不对此进行分析。

综上所述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高某盗窃犯罪的证据仅有同案犯任某一人供述，而认定上诉人抢劫犯罪的证据仅有高某、彭某并不确定的供述。故认定上诉人参与本案的证据不确实、充分，不能排除上诉人未参与此次犯罪的合理可能性。辩护人请求合议庭依据1996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62条：“证据不足，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，应当作出证据不足、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。”之规定依法改判，宣告上诉人高某无罪，以体现疑罪从无的现代刑法理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