受贿罪：被告人高某被控受贿犯罪，且属于索贿。王增强主任针对本案依法提出“本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；被告人具有诸多酌定、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”的辩护意见

一、辩护律师

   王增强，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主任

   联系电话：18622761981；微信号：18622761981

   王增强律师简介：王增强主任系天津得安律师事务所主任、创始人；天津市南开区十四届政协委员；天津市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；天津电视台法眼大法庭点评嘉宾；天津商业大学研究生实践导师；入刊《中华儿女》、《聚焦中国梦》、《今日中国》之访谈；入刊法律出版社《天平上博弈-42位知名律师实录》；入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《中国律师年鉴》名律访谈；入选法律出版社《中国优秀律师辩护实录》之当代刑辩大律师；青海省民和县满香助学金创立人；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，曾考入检察机关，后到高校任教，现为专职律师，先后代理天津港特大爆炸案、蓟县特大大火案、瘦肉精非法经营案、e租宝700亿元非法集资案、民族资产解冻诈骗案、大量处级、厅局级官员贪污受贿案、数十起无罪案件以及中共天津市委支部生活社、湖南卫视、泥人张与喜洋洋纠纷等数百起重大、有影响力案件。

二、争议焦点

1.本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？

辩护人认为，指控被告人高某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存在瑕疵，请合议庭予以关注。

2.本案事实是否清楚？

辩护人认为，就40万现金，被告人高某之行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贿罪，而非索贿型受贿罪。

其一，认定被告人“索取他人财物”没有明确法律依据。

其二，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，认定被告人之受贿方式为收受型受贿。

3.被告人具有哪些酌定、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？

其一，被告人高某具有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之情节：自首情节；

其二，被告人高某具有诸多酌定从轻处罚之情节：被告人之行为未给国家或他人造成任何程度的损失，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；被告人已经退缴涉案赃款，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；被告人高某自愿认罪、悔罪，依法应当从轻处罚；被告人高某如实揭发他人行贿犯罪事实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；被告人高某曾对国家做过有益贡献，对其量刑时应予考虑；被告人高某系初犯、偶犯，且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。

三、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

令某向高某贿赂奥迪汽车及40万元现金，被告人高某利用其担任领导的职务便利，指使工作人员更改系统的设置，为某单位谋取利益，其行为涉嫌构成受贿罪。

四、根据指控可能面临的刑罚

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，对犯受贿罪的，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。索贿的从重处罚。

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，对犯贪污罪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：（一）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（二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；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财产。（三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，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，犯罪后有悔改表现、积极退赃的，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。（四）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，情节严重的，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；情节较轻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。

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，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。

   如果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，被告人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

五、本站点评

我所王增强主任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，从而成为被告人高某的辩护人。王增强主任凭借其在刑法方面的专业造诣和多年的刑事辩护经验，为被告人出具了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方案，并对辩护方案的可行性开展了多次论证。在办案过程中，王主任与办案单位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沟通与交流，并时刻与被告人及其家属保持着动态联系。

王增强主任针对本案依法提出“本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；被告人具有诸多酌定、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”的辩护意见。在整个法律服务过程中，王主任凭借其优质的法律服务展现了其超强的业务能力、极强的职业责任感与人性化的服务意识，获得了委托人的高度赞誉。

六、主要辩护意见

根据法律规定，得安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高某亲属之委托，指派本人担任其辩护人。通过查阅卷宗材料、会见被告人及参加庭审，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犯受贿罪不持异议，但认为其有诸多法定、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之情节。现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，发表辩护意见如下：

第一，指控被告人高某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存在瑕疵，请合议庭予以关注。

依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，受贿犯罪往往与为他人谋取利益相生相伴，故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？谋取利益的大小？所谋利益合法与否？均影响到行为人受贿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。

根据公诉机关指控，本案被告人高某利用其担任领导的职务便利，指使工作人员更改系统的设置，为某单位谋取利益。那么，被告人高某是否如起诉书所控，为行贿人令某及某单位谋取了前述利益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高某为行贿人谋取利益。

不可否认，本案客观存在被告人高某调整某单位供货数量的行为，但被告人高某作为负责领导，在没有明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限制某单位供货的情况下，显然有依照需求调整数量的权利，其行为显然是依照职权所为，不能认定其为某单位谋取特殊利益。

另，辩护人提供合议庭注意，犯罪嫌疑人令某明确证实在其未经营时就听说某单位能够调整数量，足见调整员数量的现象早已存在，且已成为行业共识，不能视被告人高某之行为属于为某单位谋取利益。

第二，就40万现金，被告人高某之行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贿罪，而非索贿型受贿罪。

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某向令某索要人民币现金40万元，其行为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，对此认定辩护人持有异议。

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，受贿罪分收受型受贿罪和索贿型受贿罪，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成立索贿型受贿罪。那么本案被告人是否如公诉机关所控向令某索取财物，成立索贿型受贿罪呢？经分析本案证据材料及相关法律规定，辩护人认为就该40万元款项，被告人高某之行为仍然成立收受型受贿罪，而非索贿型受贿罪。

（一）认定被告人“索取他人财物”没有明确法律依据。

依照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，利用职务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成立索贿型受贿罪。那么何谓索取他人财物呢？单纯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为索取他人财物，还是采用勒索的方式索取才构成索取他人财物，没有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予以界定。

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九条：“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是行贿”之立法精神，索贿型受贿罪之索取他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利用职务便利，勒索他人财物。根据本案被告人高某及令某供述，本案被告人未采取任何勒索手段，故其行为不属于索贿型受贿罪。

（二）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，认定被告人之受贿方式为收受型受贿。

辩护人并不否认本案客观存在被告人高某首先提出其需要40万元款项的事实，但其提出该40万元需求时，并未明确要求令某给付其40万现金，仅仅做了其个人需要40万元现金的表示（见被告人高某供述及行贿人令某供述），而令某为讨好被告人高某，立即答应给付。

可见，被告人从令某处取得该40万元款项时，由于双方对于该笔款项的的性质为借款还是行贿款未形成合意，由于被告人高某在收受款项时尚有归还打算，且其后亦多次表示予以归还，故此时该款项的性质尚未确定，显然不能认定被告人收受贿赂。那么从何时开始该40万元的性质确定为行贿款呢？辩护人认为应当从被告人高某向令某提出归还40万元款项，后由于令某的拒绝，被告人不再坚持还款时，该40万元款项的性质确定为行贿款。

可见，被告人实际取得该4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是基于令某拒绝让其归还，故其获得该40万元仍然属于收受型贿赂，而非索取贿赂之索贿型贿赂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公诉机关有关被告人索取令某40万元现金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应当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定该40万元款项属于收受型受贿，而非索贿型受贿。

第三，被告人高某具有法定从轻、减轻处罚之情节：自首情节。

根据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之规定，自首需要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要件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之行为完全符合该要件，依法应认定其自首情节。

（一）自动投案。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1998〕8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解释》）第一条，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，或者虽被发觉，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、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，主动、直接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之行为完全符合该项规定。

1.被告人高某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，主动到侦查机关接受调查，其到案行为具有主动性。

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材料显示，本案被告人高某于2008年4月25日前往侦查机关接受调查，次日被采取强制措施。需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，高某于4月25日前往侦查机关时，侦查机关并未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仅有拘传、取保候审、监视居住、拘留和逮捕），连起码的传唤通知书都没有。此时被告人高某显然还有选择余地，其可选择归案，也可拒不到案，但其主动配合侦查人员前往侦查机关接受调查，足见其到案行为具有主动性。

2.被告人在尚未受到讯问、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，其行为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。

卷宗材料显示，被告人高某于2008年4月25日接受了侦查机关的首次询问。此时，被告人高某并未受到讯问，更未被采取强制措施，侦查机关亦未掌握高某受贿犯罪的直接证据，仅将其作为调查对象，向其了解案情（所作笔录为询问笔录），其身份为证人身份（侦查机关向其出示了《询问通知书》、《证人须知》），但被告人高某主动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，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。

（二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。

根据《解释》第一条之规定，构成自首的第二个要件系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。本案被告人高某在接受首次询问时，如实供述了其收受奥迪汽车的犯罪事实，其后又如实供述了其收受令某给予的40万现金的犯罪事实。

另，需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，被告人高某虽未在到案当天如实供述收受40万现金贿赂的犯罪事实，但如无被告人高某供述，有关高某收受40万现金的证据仅有行贿人令某供述，依照孤证不能定案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，显然无法认定其收受该40万现金。故被告人高某之供述对认定其收受40万元贿赂极具重要意义，应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，认定其如实供述所有犯罪事实。

基于上述分析，本案被告人高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其行为符合《解释》关于自首的规定，故应依法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，对其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
第四，被告人高某具有诸多酌定从轻处罚之情节。

（一）被告人之行为未给国家或他人造成任何程度的损失，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。

如前所述，被告人高某并未因收受他人贿赂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且假使为某单位谋取了利益，其行为亦未给国家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失。相较一般受贿案件中，行为人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，或因为他人谋取利益给国家造成损失而言，其受贿犯罪情节显然并不严重，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。

（二）被告人已经退缴涉案赃款，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。

我国立法虽未明确被告人退赃与否在定罪量刑上有何明显区别，但根据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六条、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，贪污贿赂犯罪之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，犯罪后有悔改表现、积极退赃的，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。显见立法将退赃与否作为极其重要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。案发后，被告人高某积极委托家属向司法机关退缴了赃款、赃物（利用受贿款项购买的汽车），足见其认罪、悔罪之决心，故应依法对其从轻处罚。

（三）被告人高某自愿认罪、悔罪，依法应当从轻处罚。

到案后，本案被告人高某始终认罪、悔罪，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司法部《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“被告人认罪案件”的若干意见(试行)》（法发[２００３]６号）第九条“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人，酌情予以从轻处罚”之规定，对被告人高某酌情予以从轻处罚。

（四）被告人高某如实揭发他人行贿犯罪事实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。

被告人高某到案后，如实供述了犯罪嫌疑人令某向其贿赂奥迪汽车及40万元现金的犯罪事实，对司法机关认定犯罪嫌疑人令某行贿犯罪极具重要意义，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其量刑时予以考虑。

（五）被告人高某曾对国家做过有益贡献，对其量刑时应予考虑。

根据被告人高某亲属提供的证据材料，被告人高某系研究生学历，是公安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参加工作16年来，高某先后主持、参与设计了10项成果，并多次获得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、天津市公安局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奖励，为天津市及天津市公安局科技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。虽然其行为不能认定为立功，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五条“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，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”的立法精神，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充分考虑其曾为国家、社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情节，对其从轻处罚，以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。

（六）被告人高某系初犯、偶犯，且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。

初犯与偶犯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小，再犯的可能性较小，属我国刑法之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。本案被告人高某此前从未受过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，系典型的初犯与偶犯，故其可改造性较大，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。

另，被告人高某虽收受贿赂，但其并未为令某及某单位谋取非法利益，行贿人令某完全是为了拉关系、讨好而向被告人高某行贿，此种感情投资型的行贿、受贿犯罪，相比较具有明显的权钱交易性质的贿赂犯罪，显现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，且被告人收受令某给付40万元款项的目的在于帮助领导买房，足见其收受贿赂之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，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。

综上所述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高某的罪行固然为法律难容，理应惩罚，但毕竟惩罚并非目的，适用刑罚是为了改造犯罪，而改造的难易则是由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所决定的。本案被告人高某具有自首、认罪、悔罪、初犯、偶犯等诸多法定、酌定从轻、减轻处罚之情节，故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出发，对被告人高某减轻处罚，以达刑罚之感化、教育功效，同时亦体现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。